前任財政司司長網誌

和克魯明傾偈

我一向很喜歡看書，尤其在週末和假期，一個人静静坐在家中閱讀，配上一杯醇厚的中國茶，偶爾遇上家中的小狗心情好，肯乖巧地伴在身旁，這份悠然，已經是很大的享受。

過去半年，由於公務較為繁忙，週末不是外訪，就是在寫字樓內工作，或是約了各界人士或團體會面或午宴，聆聽他們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意見。所以，我已很久沒有機會享受這種悠閒的讀書樂了﹗

上月出訪俄羅斯、瑞典和英國，由於要多次轉機，我正好趁這些空檔看書，在聖彼德堡的候機室細心閱讀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克魯明（Paul Krugman）在2007年所著的《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》。這本書是一位知名政評人蔡子強介紹給我看的，但我一直沒有機會細看。

克魯明在耶魯大學畢業，並在麻省理工學院（MIT）取得博士學位，亦曾於MIT任教。雖然，我在七十年代在MIT求學，畢業後在波士頓工作時亦在MIT擔任劍擊隊助教。可惜，我並沒有機會見過他或聽過他的授課。

在出訪俄羅斯前，我應邀出席證監會成立二十周年晚宴，當晚的主講嘉賓正是克魯明，主題是有關面對金融風暴的衝擊，世界經濟復蘇的情況。

當晚，我被安排與克魯明同坐一席。這是我第一次跟他見面。我便趁機會向他請教對未來經濟的看法。這位曾經在九七年前預言亞洲經濟繁榮只是假象的經濟學家表示，無法確實推斷經濟何時會復蘇，但我們都同意，下半年的情況可望較上半年「less worse」。

克魯明在他的著作中透過深入探討上世紀美國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，指出經濟繁榮並不得代表人人得益，故他提出「新『新政』」（new New Deal）以解決現時美國貧富懸殊的問題。

上世紀三十年代，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推行「新政」（New Deal）。政府透過一些「平等化」的政策介入經濟活動，包括對比較富有的市民大舉加稅和大力支持工會發展等，以收窄社會貧富差距。

一些崇尚自由經濟的學者並不看好羅斯福的「新政」，認為如此激進的政策會削弱投資和帶來更高的失業率。然而，克魯明認為，政府的介入確是令美國的中產階層在三十至七十年代間大大擴張了，而國民之間的貧富差距亦收窄了。故此，克魯明建議當今美國政府推行「新『新政』」，推行多一些「平等化」的政策，減少國防開支，加強政府在社會民生及醫療方面的角色。

我們不一定要完全認同克魯明的學說，但他的主張甚具討論價值，在全球一體化和新興經濟體（例如中國和印度）崛起的二十一世紀，政府在經濟發展上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呢？而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後，各國政府因應本身的情況，提出不同的措施，也反思了政府在經濟發展的角色和功能，政府應該介入到哪一個層面才算恰當呢？才不會被指過度干預經濟呢？這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。

在香港，我們用於社會民生的開支已經非常高。用於教育的佔總開支的23.6%，用於社會福利的佔17.2%，用於衞生的佔15.7%，而且會升上至17%。我們在過去兩年刺激經濟的措施共達870億元，是我們GDP的5.2%。與其他國家和地區比較，這已經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。我們如果要再大幅增加社會民生的開支，恐怕不是我們的低稅制所能負擔的，而加稅則會降低我們在國際上的競爭力，如何達致一個最佳的平衡，正是社會面對的挑戰。

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我鼓勵你們看看《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》這本書，並歡迎你們與我分享對克魯明學說的看法。

2009年7月3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