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任財政司司長網誌

Buena Vista Social Club

「閉關」期間，我成立了FSR Social Club, 邀請幾位好友到家裡Jam Jam 歌。

經過一星期的「閉關」，我又回到政府總部，開始2015年排山倒海而來的工作。迎接2015年的，似乎不是新一年的朝氣，而是過去一年的納悶，沒完沒了的爭拗、不問是非的反對……當然，世界沒有因為香港而「原地踏步」。

上月中，美國和古巴宣佈復交，結束50多年的敵對關係，令我想起十多年前購買的一張音樂專輯《Buena Vista Social Club》。最近我乘車時，如果沒有收聽新聞報導，便是播放這張暢銷全球並獲得1998年格林美奬的專輯。專輯在1996年灌錄，有十多位古巴音樂人參與，當時最年輕的一位「只」有60歲，可以想像不少老樂手現時已經去世。這張專輯把「消失」了近半世紀的古巴音樂，帶回國際樂壇。

可能是受到西班牙音樂熏陶，古巴音樂節奏明快，熱情洋溢，還帶點Jazz的即興性。我連續聽了這張專輯多次，還是覺得越聽越有味道。和加勒比海地區其它國家一樣，古巴人的社交活動大都圍繞着俱樂部(social club)，有雪茄俱樂部、棒球俱樂部等等，而Buena Vista Social Club正是音樂人聚腳的地方，大家即興演奏，隨意加入，一起Jam歌，搖擺起舞。

Buena Vista Social Club位於古巴首都夏灣拿，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最為鼎盛，雲集當時古巴最著名的音樂人，夜夜笙歌，非常熱鬧。這是古巴音樂最活躍的年代，有人甚至形容音樂是古巴的三大著名產品，與雪茄和蔗糖齊名。1959年古巴革命後，新總統決心打擊賭場和夜店，Buena Vista Social Club 也在這時關閉。後來美國和古巴斷交，實施制裁，禁止美國國民和公司與古巴通商，古巴音樂也從此在國際樂壇「被消失」。事實上，製作《Buena Vista Social Club》的美國結他手Ry Cooder 也因此被美國當局控告，罰款25000美元。

我第一次接觸古巴音樂，是在美國讀書的時候。由於制裁的原因，紐約社區的古巴人不多，隨時隨地演奏古巴音樂的，反而是鄰國哥斯達黎加人(Costa Rica)。關於古巴，香港青年人最熟悉的人物，應該要數捷古華拉。他其實也不是古巴人，卻在古巴革命、古巴導彈危機中有決定性的角色。我在60年代初到美國，古巴導彈危機剛結束不久，美國社會上下猶有餘悸，我也因此對這段幾乎觸發美蘇核戰的歷史，感受很深。

1961年美國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中程核導彈，直接威脅蘇聯本土。同期，古巴被美國制裁，迅速向蘇聯靠攏。蘇聯派兵保護古巴，並在古巴興建導彈基地。1962年10月美國攔截運載導彈的蘇聯船隻，雙方對峙並發生小衝突。幸好，美國總統甘迺迪和蘇聯總統赫魯曉夫，力拒軍方把行動升級的建議，通過秘密談判達成協議，蘇聯取消在古巴部署導彈，美國也低調地從意大利和土耳其撤走「陳舊無用」的導彈。

危機得到化解，中間其實還有一段充滿戲劇性的插曲。當時，一艘在古巴附近戒備的蘇聯核潛艇，偵測到美國發射導彈（其實是試射運載火箭），同時又受到美軍深水炸彈攻擊。潛艇處於深水位置與莫斯科失去聯繫，艦長以為戰爭已經爆發，下令發射核導彈反擊，幸好大副堅決反對（按蘇聯當時的規章，必須雙方同意才能發射導彈）。最後，潛艇冒着被美軍擊沉或俘虜的危險，浮上水面請示莫斯科。不論當初誰是誰非，事件中的關鍵人物，在關鍵時刻，都選擇了顧存大局，放下個人面子，頂住壓力，甚至不顧自身安危，成為化解「大是大非」問題的助力，而不是阻力。

《Buena Vista Social Club》專輯的誕生，同樣也是充滿戲劇性。Ry Cooder在1996年到古巴時，本來是要錄製西非馬里和古巴裔音樂人的合作演出。但馬里音樂家因簽證問題，未能進入古巴。結果Ry Cooder 改變計劃，在夏灣拿市內穿街過巷，逐一尋找一班才藝被埋沒數十年的Buena Vista Social Club成員，包括當年有古巴最美歌聲之稱的Ibrahim Ferrer，他過去20年只能靠擦鞋養家，令人婉惜。《Buena Vista Social Club》的故事，被德國導演Wim Wenders拍成同名的紀錄片，同樣大受歡迎，獲獎無數。

世事往往就是這樣峰迴路轉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美國長達五十年的制裁，並沒有打跨卡斯特羅的政權。將要和奧巴馬復交的古巴領袖勞爾·卡斯特羅，在五十年前已經是古巴的第二號人物。在美國制裁下，古巴物資貧乏，尤其是在蘇聯解體後，石油供應嚴重短缺。但這卻激發古巴改革，發展出以自給自足社區為核心的低碳經濟模式，甚受一些環保人士稱許。世界自然基金會甚至認為，古巴是現今全球唯一能實現持續發展的國家。世事無絕對，也許有些話還是不要説得太死。

2015年1月1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