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任財政司司長網誌

史岱文森

上星期的網誌，想不到引起了不少迴響，有網友在Facebook提議我寫一篇「下集」。其實當天在檳城的「奇遇」，我已經原原本本寫完，除非杜撰一篇，否則不可能會有下集。不過，有關我家族移民美國的經過，和我在彼邦成長的經歷，還有很多故事值得分享，包括我的紐約高中生涯，在今天的香港回望，是頗有意思的對照。

我父母從廣州來到香港後，因為移民美國的手續遲遲沒有批出，他們決定在香港落腳，在旺角花墟附近找到居所，一住就是十多年，我和三個弟妹先後出世。1965年，我十三歲，移民手續終於完成，父母帶着我們四兄妹去到紐約。

年前我訪問紐約，曾經到訪母校，並在於舊校刊找到自己當年未留鬚的照片。從香港移民紐約的我，在當地得到John C. Tsang這個新的名字和華裔學生這個份。

我們一家住在曼哈頓下東城(Lower East Side)八街，因為人生路不熟，父母都希望我們能夠就近上學，我就讀的初中Junior High School 60離家不遠，每日上下課都可以走路，下課後我最愛在街上蹓躂，日子也過得很逍遙(見<拉丁兄弟>)。一年多後，我報考位於曼哈頓十五街的史岱文森高中(Stuyvesant High School)，想不到竟然會被收錄。

我過去也曾介紹我的母校史岱文森，她是紐約一所頗有名氣的傳統男校(後來轉為男女校)。入讀史岱文森不容易，但方法卻很簡單，就是要在只有英文和數學兩科的特殊高中入學試SHSAT(Specialized High School Admission Test)考到好成績，學校每年按成績，在兩萬多名考生中取錄成績最好的七百多人。當年我在紐約只讀了不足兩年初中就應考，竟然可以考到不錯的成績，得到史岱文森取錄，不單只我自己，就連很多老師都感到詫異。

一所學子和家長們趨之若騖的名校，校園設施其實非常簡陋，校舍細小，沒有操場，只有位於地庫的狹小室內運動空間，實驗室殘舊，圖書館藏書不齊全，每班45人，師生比例很高。

縱使客觀條件欠佳，但並不影響史岱文森的聲譽和成績，因她最大的資產是校內的人。到今天，我仍然記得當年的老師們，包括性格古怪，不太受學生歡迎，但學養很高的校長Dr Fleidner，他是一位化學家，美國中學通用的化學課本就是由他所撰寫。不得不提的還有教授英國文學、曾獲得普立茲獎的名小說家Frank McCourt。史岱文森雖然是一家着重數理科目的中學，但學生們的語文根基同樣打得很好， 對此Frank McCourt和多位英文老師實在居功至偉。當年一些英文課是以莎劇作為教材，校內幾位老師們本身是專業的莎劇演員，看他們講課，尤如現場欣賞戲劇演出。

對於我，史岱文森還有更多的意義。學校除了傳統學科，還有一些非傳統科目可以選修，包括建築繪圖、測量，它們燃起了我對建築的興趣。我還記得當年一份測量科的功課，是要用測量儀器實地計算帝國大廈的高度，答案越接近真實高度就越高分，60年代還未有Google，不能用手機上網找答案，做這份功課一定要靠真材實料。

我的另一樣得着就是運動。正如前文介紹，史岱文森的運動設施很簡陋，體育成績亦不怎樣標青，唯獨他的劍擊隊，卻是紐約市內首屈一指的。我是在史岱文森正式學習劍擊，開始了我和劍擊運動的半生緣份。

美國前司法部長Eric Holder，是我在史蒂文森的三年同班同學，年前我趁到訪紐約與他聚舊，細訴當年生活點滴。

史岱文森的收生方式，決定了校內的競爭相當激烈，良好的學習氣氛和互相競爭，補足了校園客觀條件的不足。由於同學的表現實在不相伯仲，成績分野極少，考試要排名次，總分數的準確度要細緻到小數點後兩個位，有點像奧運會競賽。早在60年代，史岱文森已經有百份之一百的入大學率，那在當時的紐約並不普遍，而我們大部份同學都是拿到獎學金到不同大學升學。

紐約和香港一樣也是移民城市，當地種族和文化的多樣性，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史岱文森只問成績的收生制度亦曾惹來批評，認為是剝奪少數族裔孩子入學的機會，紐約市政府近年也討論是否要作出改革。不過，從校內制度而言，史岱文森對待學生卻是相當公平。

在我入讀的年代，校內絕大部份同學屬猶太裔，餘下的主要是亞裔，所有人來自五湖四海。無論你是白人、黑人還是亞洲移民，學習和表現自己的機會都是均等的，個人的成就不會因為不同的種族、背景或文化得到不同對待。當然，大家都要按着學校的既定規則和制度去競爭，在公平的平台上盡情表現自己。這種不論學生背景，推崇卓越表現的校園文化，在同學間孕育出一套互相尊重的價值觀，想不到「英雄莫問出處」這句中國老話，在另一時空得到另一種演繹。我作為來自香港的新移民學生，對這種價值觀感受猶深，而史岱文森這個優良傳統，和香港重視公平競爭、任何人不論背景都有機會發展所長的核心價值，實在有很大的共通性。

2016年4月17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