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任财政司司长网志

和克鲁明倾偈

我一向很喜欢看书，尤其在周末和假期，一个人静静坐在家中阅读，配上一杯醇厚的中国茶，偶尔遇上家中的小狗心情好，肯乖巧地伴在身旁，这份悠然，已经是很大的享受。

过去半年，由于公务较为繁忙，周末不是外访，就是在写字楼内工作，或是约了各界人士或团体会面或午宴，聆听他们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意见。所以，我已很久没有机会享受这种悠闲的读书乐了！

上月出访俄罗斯、瑞典和英国，由于要多次转机，我正好趁这些空档看书，在圣彼德堡的候机室细心阅读诺贝尔经济学奬得主克鲁明（Paul Krugman）在2007年所着的《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》。这本书是一位知名政评人蔡子强介绍给我看的，但我一直没有机会细看。

克鲁明在耶鲁大学毕业，并在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取得博士学位，亦曾于MIT任教。虽然，我在七十年代在MIT求学，毕业后在波士顿工作时亦在MIT担任剑击队助教。可惜，我并没有机会见过他或听过他的授课。

在出访俄罗斯前，我应邀出席证监会成立二十周年晚宴，当晚的主讲嘉宾正是克鲁明，主题是有关面对金融风暴的冲击，世界经济复苏的情况。

当晚，我被安排与克鲁明同坐一席。这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。我便趁机会向他请教对未来经济的看法。这位曾经在九七年前预言亚洲经济繁荣只是假象的经济学家表示，无法确实推断经济何时会复苏，但我们都同意，下半年的情况可望较上半年「less worse」。

克鲁明在他的著作中透过深入探讨上世纪美国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，指出经济繁荣并不得代表人人得益，故他提出「新『新政』」（new New Deal）以解决现时美国贫富悬殊的问题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「新政」（New Deal）。政府透过一些「平等化」的政策介入经济活动，包括对比较富有的市民大举加税和大力支持工会发展等，以收窄社会贫富差距。

一些崇尚自由经济的学者并不看好罗斯福的「新政」，认为如此激进的政策会削弱投资和带来更高的失业率。然而，克鲁明认为，政府的介入确是令美国的中产阶层在三十至七十年代间大大扩张了，而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亦收窄了。故此，克鲁明建议当今美国政府推行「新『新政』」，推行多一些「平等化」的政策，减少国防开支，加强政府在社会民生及医疗方面的角色。

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认同克鲁明的学说，但他的主张甚具讨论价值，在全球一体化和新兴经济体（例如中国和印度）崛起的二十一世纪，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？而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后，各国政府因应本身的情况，提出不同的措施，也反思了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角色和功能，政府应该介入到哪一个层面才算恰当呢？才不会被指过度干预经济呢？这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

在香港，我们用于社会民生的开支已经非常高。用于教育的占总开支的23.6%，用于社会福利的占17.2%，用于卫生的占15.7%，而且会升上至17%。我们在过去两年刺激经济的措施共达870亿元，是我们GDP的5.2%。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，这已经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。我们如果要再大幅增加社会民生的开支，恐怕不是我们的低税制所能负担的，而加税则会降低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，如何达致一个最佳的平衡，正是社会面对的挑战。

如果大家有兴趣，我鼓励你们看看《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》这本书，并欢迎你们与我分享对克鲁明学说的看法。

2009年7月31日